北大金融教授佩蒂斯：中国改革增长模式面临内外困境

日期：2013-09-25    浏览：1611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近日在媒体撰文指出，中国改革增长模式的措施正面临着来自于国内和海外的困境。 以下是文章内容概要：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曾半开玩笑地提出了他所谓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经济增长理论：“在未来，所有国家都将在15年的时间里取得迅速增长。”他曾作出预测称，二战后时代中将有很多所谓的“奇迹经济体”腾飞，但每一次由高水平的投资活动所推动的高增长到最后都变得摇摇欲坠。 除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可能还要算上智利）以外，所有这些经济体都没能挤进富裕国家的行列。需要指出的是，当日本的“增长奇迹”开始时，该国已是富裕国家“俱乐部”中的一员。而即使是在“成功的”经济体中，增长阶段也多多少少地被债务危机和维持多年的负增长所打断，或是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低增长和债务负担沉重的困境。 为何只有少数经济体有能力克服增长断层，而大多数经济体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呢？最明显的答案是，取得成功的那些国家在各种危机时期到来以前或危机进行时采取了必要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使其能重新平衡和重新架构自身经济，从而允许其取得未来增长。而在不那么成功的案例中，本国内部的扭曲（经常都是政治上的扭曲）会阻碍经济改革，从而导致经济无法实现健康的增长。 重大扭曲 在今天，中国也正面临着类似的挑战。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以利率、工资、外汇和司法结构的重大扭曲为代价的，此外政治也成为了增长利益的“战利品”。这种情况几乎肯定会带来一种无可避免的结果，即国家资产负债表变得极其扭曲，其特征是债务大幅增长，而对债务进行融资的能力则有所下降。目前的形势已经变得很明显，即中国必须扭转这些扭曲现象，而这项任务将是十分难以完成的。 中国所面临的最根本的不平衡现象是消费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这反映了一种系统性强迫推高储蓄率的增长模式，主要方式是抑制消费增长。这种模式有效地将财富从家庭部门转移出去，具体形式包括低利率、货币贬值和相对较低的工资增长速度等，其目的是实现迅速的经济增长。这种抑制消费模式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将投资水平维持在极高程度的需求。此外，投资的高增长率再加上严重的价格扭曲现象带来了过度投资的后果，从而导致债务水平持续增长。 如果不提高消费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那么中国就无法放缓债务的增长速度和解决内部经济问题。而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很可能面临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是所有其他遵循以投资为推动力的增长模式的国家都曾经受过的。 这种再平衡将可能以两种方式发生，一种不那么令人痛苦而且更加有序，前提是中国政府需要采取特定的措施；另一种则更令人痛苦而且不那么有序，前提是政府强行实施限制性措施。但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好，这种改变都将发生。正如曾担任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经济顾问的赫伯·斯坦因（Herb Stein）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指出的那样：“如果某件事情不能永远进行下去，那么就会停下来。” 不妨想想中国的债务问题吧。所有遵循类似的抑制消费、以投资为推动力的增长模式的国家最终都背负上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债务负担。当债务能力上限被触及时，投资就必须停下来，因为到那时投资活动将无法再足够迅速地获得融资，也就无法带来经济增长。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中国将会自动再平衡，但其具体形式则将是GDP下滑，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而这种情况之所以会令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有所增长，只是因为消费停下来的速度不会像GDP那样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忧患意识 我并非是说中国经济将无可避免地陷入崩溃状况，甚至也不是说很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好消息是，中国政府正日益意识到再平衡的代价和债务危机的风险，因此很可能将在触及债务能力上限以前开始采取再平衡措施。 但在从事这项任务时，中国并没有很大的盘旋空间，这是因为受到外部约束的影响。从全球范围来看，储蓄和投资之间必须取得平衡，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任何国家（比如中国）的储蓄超过投资，那么就必须有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投资超过储蓄。换而言之，只有在有些国家的消费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才有一些国家能采取低消费、高投资的增长模式。 在过去十年时间里，中欧和亚洲的一些低消费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国家）都通过欧洲外围和北美的高消费国家取得了平衡。但在目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北美和欧洲外围国家正被迫降低消费或是即将降低消费。 从低消费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功的程度来看，除非全球投资活动大幅增长（鉴于全球经济目前的疲弱态势，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否则这些国家必须提高其总消费率，否则除了负增长以外，世界经济就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对储蓄和投资进行平衡。由于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全球低消费的最大来源的缘故，很难想象在中国不采取重大调整措施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也有可能对此进行调整。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形势是，提高消费率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中国政府必须在债务水平变得无法维持以前降低投资率，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投资率的下降速度快于储蓄率，那么其结果是中国的经常帐盈余将会增长，但要做到这一点会面临很大的限制。那么，整个世界是否能够容纳中国吸引更多海外需求的需要，从而帮助其完成自己的过渡进程呢？（星云）